不择手段已经被花旗集团所默认，一场“道德教育”运动能让花旗重振声誉吗？

受了一系列丑闻打击的花旗集团的ceo查尔斯.普林斯再也坐不住了，他“历史性”地在花旗内发起了道德教育运动。

“每个员工，从我开始，要重新关注我们的声誉，诚实，和权利。”普林斯说。看得出，这次普林斯是下了大决心的，其实当初威尔钦点普林斯接任公司ceo，正是看中了律师出身的普林斯是个“解决麻烦的好手”，只是普林斯没有想到，等待他的竟然是这么大的麻烦。

2004年，对于花旗来说是真是流年不利，8月份刚刚因为在欧洲证券市场上破了行规而遭谴责；9月，其在日本的私人银行业务就被日本金融厅勒令停业一年。普林斯东奔西走，到处赔礼道歉，作为世界上最大银行的ceo，普林斯对着日本金融厅官员深深鞠躬的时候，心里一定很不是滋味。

“整风运动”

“道德是当你是个小孩子的时候就该学习的东西，所谓的训练不会让你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。”特拉华大学公司治理中心主任查尔斯.埃尔森教授如此评价花旗的“道德教育”，而事实上，花旗从来就不是个“好孩子”。

有着200年历史的花旗集团以非常好胜的公司文化闻名——任何事都为结果而做。对于花旗的人来说，达到目的永远是第一位的。去年8月的欧洲证券市场上的交易就是一例——什么叫作弊？抓住了才是作弊，没抓住就不是作弊，如果当初没有东窗事发，那一次交易一定被认为是一场胜利而至今被花旗津津乐道。

“商业道德”上的屡次失足让花旗损失惨重，为了摆平各种麻烦，花期已经花了近百亿美元，更糟糕的是，股东也开始对其发难。沙特亿万富翁阿瓦里迪王子是花旗银行最大的股东，最近非常不愉快，因为他去年仅自己一个人就损失了9亿美元。他希望花旗不要再陷入丑闻的麻烦了。据说普林斯私下允诺“倒霉日子已经到头了”，可是话音未落，麻烦就找上了门。

2005年2月3日，欧洲央行(ecb)行长让.克洛德.特里谢呼吁对去年8月份欧洲证券市场的交易做出“彻底而深入”的调查。《华尔街日报》报道称，此次交易是花旗集团一项策略的一部分，该策略被称为“邪恶博士”(dr evil)，看来花旗在欧洲证券市场并非像普林斯说的那样“不是故意的”，而是早有预谋。

德国的调查部门甚至声称已经找到相关证据，不排除对个别人刑事起诉的可能。普林斯曾在推动他的“道德教育”项目时说，他的目标是让花旗成为“最受尊敬的全球性金融服务公司”——不说别的，如果他能把现在的麻烦处理好就不错了。

在公司内发起这样一次“道德教育”的运动，也许是普林斯现在能做的最重要的事情。同他的前任相比，普林斯是个谨慎的人。当他从桑迪.威尔的手里接过权杖的时候，迪克.伯威，一位对花旗研究了25年的分析家曾大呼花旗失策。在他看来，普林斯完全不具备威尔的气质，简直就是“软面条”，但是在看了普林斯应对丑闻的一系列举动之后，伯威相信普林斯能更好地推动花旗前进。

普林斯发起的“整风运动”也不可不谓之大手笔。这是一个花旗26万名员工都要参与的项目，公司还特别开设了“道德热线”。此外花旗集团每年将与员工举行一系列的“员工大会”，并且每两个月与高级人员举行一次会议，以强调新创举的重要性。在这个项目中，普里斯特别强调了5点——增加培训、增进交流、发展人才、改善绩效考核和加强监管。

对于这次道德教育运动，普林斯显然寄予了厚望，他语重心长地对员工们说：“我们要明白我们被赐予了一个了不起的礼物——在世界上最成功最有生气的公司工作的机会，在过去的200年里花旗改变了这个产业，而且好日子还在前头，如果我们齐心合力。”

然而，“三十而立，这个时候你若是个有道德的人，你就是；不是就不是。”查尔斯教授如是说。这不禁让人质疑，对于有着200百年历史的金融机构来说，这样的教育是不是来得太晚了？

花旗的“劣根”

2004年，损失惨重的阿瓦里迪王子曾无奈地对媒体说：“显而易见，我们受到了市场的惩罚。”毋庸置疑，这些惩罚来自花旗长期对道德的漠视。历史上，尤其是桑迪.威尔执政的年代，花旗就以挑战银行规则极限而著称。只要能达到销售目标，即使使用不合规范的手段也在所不惜。

这种文化并没有因为普林斯的上台而结束。2004年9月的日本事件中，花旗的销售人员向日本的有钱客户暗示了不切实际的回报率，还怂恿他们购买无法理解的复杂的衍生产品。这种对行业道德的藐视激起了日本当局的愤怒，事实上，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金融机构，花旗的文化一直就是“恃强凌弱”。

一个公司就是一个ceo的公司，花旗不择手段的个性全拜前ceo桑迪.威尔所赐。

在过去的10年里，桑迪.威尔是美国金融界的明星人物，被奉为“资本之王”，他通过一系列收购建造了一个金融帝国。今天，在他一手建造的花旗集团里，有保险、投资、贸易和公司银行业等业务，这可能是世界上最赚钱的公司。

但是由威尔一手开创的银行并购一直遭到华尔街的质疑，旅行者公司与花旗公司700亿美元的合并就因突破了禁止银行与保险公司合并的法律禁忌，而被人称为“有史以来最大的非法交易”。

在花旗，威尔大权独揽，作为ceo，他被寄希望于解决银行内部的利益冲突。但是在那些被泄漏的备忘录、电子邮件和他自己的公开声明中，他对待个人利益冲突的方法，严重地破坏了他的声誉。

2002年，作为at&t董事会成员的威尔曾暗示电信分析员杰克.格鲁伯曼重新审视该公司，条件是让后者的孩子进入一个私立学校，他还以花旗的名义给这个学校捐了100万。格鲁伯曼于是便将该股的评级从长期以来的“观望”上调至“买进”，最后花旗做成了这笔生意，格鲁伯曼的孩子也进了小学。

面对个人利益冲突，威尔从来都是毫不留情。詹姆斯.迪蒙，曾经是威尔的左膀右臂，两人情同父子的关系曾是华尔街的一段佳话。但是自1997年迪蒙两度拒绝威尔的女儿和儿子担任公司管理者的要求之后，威尔和迪蒙的关系就再也热不起来了。新的花旗集团成立7个月后，负责花旗全球投资和公司银行业务的迪蒙被请出了公司，原因是：“高层管理者与人相处的能力比个人能力更重要。”

事实上，让媒体和华尔街对花旗的“商业道德”大打问号的，是2002年7月花旗被披露卷入安然和世通的假账丑闻。有记录显示，花旗银行同安然公司曾有不正当交易，花旗银行有意纵容安然公司在记账时违反有关法律规定，从而使安然公司1.25亿美元的债务没有入账。

对外界质疑三缄其口的威尔，在2002年7月月底突然说：“我宁愿自己从未知道有安然这么一个公司。”这真是意味深长。

花旗终于在2004年为其道德漠然付出了代价，用《华尔街日报》的话说叫“罪有应得”。而这一系列丑闻仿佛证实了不择手段仿佛已经成为这个公司的dna——不顾商业规则的并购让它看起来像个贪婪的吞噬机器，而花旗员工的种种劣迹只为了一个目的——“利益”。

难怪普林斯在解释他的“道德教育”项目时说，花旗，这家全球最大的金融服务公司需要在“创造效益”的同时，要更加关注“长期关注公司声誉”。

花旗的未来也许真的要寄托在普林斯——这个冷静、勤奋的律师，曾经忠诚的海军上尉，现在的威尔的继任者身上。当普林斯刚刚上台的时候，大家都认为威尔将仍是执掌大局的人，他只不过是隐身幕后。但令人兴奋的是，普林斯尽他所能撑起了花旗。

“普林斯用自己的方法工作，他会卖掉业绩不佳的分部，把工作重点放在员工身上，”伯威说，“这需要花掉3-5年，但是他能做到。”同时，普林斯也在花旗赢得了足够多的奖赏，花旗2005年3月15日宣布，将为普林斯颁发高达970万美元的红利奖金，使普林斯2004年年薪及奖金总收入达到1068万美元。这一数字略高于威尔的所得。

也许，对于普林斯来说，被选中执掌花旗并非幸运的事。但是对于花旗来说，普林斯的出现是幸运的，毕竟花旗不仅仅是一个赚钱机器(2004年实际赢利达212亿美元)，也不仅仅股东的心头爱(自1986年来股票涨势喜人)，作为全球最大的银行，除了资本，花旗还要靠它的声誉做生意。